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北京大学

1937 - 1946

1937年7月7日,卢沟桥事变爆发。月底,北平、天津相继陷落。9月,奉教育部令,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南迁至湘,合组长沙临时大学。北大校长蒋梦麟、清华校长梅贻琦、南开校长张伯苓为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,组成常委会主持校务。长沙临大在战乱中仓促组建,校舍或租或借,所需经费、图书资料、仪器设备严重不足,但三校师生克服困难,通力合作,于11月1日开始上课。临大设有17个学系,有教师148人,其中北大55人。至11月20日,原三校学生报到1120人(其中北大342人),连同招收的新生、借读生共1452人。

1937年12月13日,南京陷落,日军空袭长沙的次数增加。1938年1月,国民政府批准临时大学再迁云南昆明。2月,全校师生分三路赴滇,其中一路由300余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,徒步赴滇。师生们在旅途中顶风冒雨,翻山越岭,沿途进行抗日宣传,开展社会调查,了解民俗风情,搜集民歌民谣,采集教研标本,同时也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,磨练了身体和意志。所经各地,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迎送。旅行团横跨湘黔滇三省,行程1600余公里,其中步行1300公里,历时68天,于1938年4月28日平安抵达昆明,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。

1938年4月2日,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学校迁昆后首先面临校舍问题,在云南省和昆明市各界的大力协助下,租到昆华农业学校用作理学院校舍,拓东路的三个会馆及盐行仓库用作工学院校舍。由于昆明校舍不敷使用,文法学院设在云南蒙自县,成立蒙自分校,8月底分校撤销。蒙自师生返昆后,又逢增设师范学院,校舍更加紧张,遂又租借了昆华师范学校、昆华工业学校、昆华中学等校校舍。西南联大新校舍于1939年4月建成,位于昆明市西北郊三分寺,占地120余亩,除图书馆和两座食堂为砖木结构的瓦房外,其余均为铁皮或茅草为顶的土坯平房。1940年7月,日本侵略军攻占安南(越南),云南成为前线,局势日益紧张。根据教育部应作万一准备的指示,学校在四川叙永县成立分校,一年级及先修班在此上课,1941年1月6日开学,8月叙永分校撤销,迁返昆明本校。联大设有文、理、法商、工、师范5个学院,26个系,2个专修科和1个先修班。1939年5月,三校研究院相继在昆明恢复,北大研究院下设文科、理科、法科三个研究所。

战时的办学条件异常艰苦。图书馆的书架是用木包装箱堆垒而成,藏书仅几万册。图书馆座位紧张时,有些同学就到街上的茶馆去,不仅可以读书、讨论,还可以解决喝水问题。“联大学生泡茶馆”成为战时昆明的独特景致。实验设备短缺,教员经常动手制作,因陋就简,以应急需。由于物价不断上涨,师生生活日趋困难。自抗战以来至1943年,昆明物价上涨了300倍,联大教职员的薪金却只增加了5倍。为了生计,教师不得不到其他学校兼课,甚至廉价出售书籍、衣物等,同学则利用课余时间到校外兼差。条件虽然艰苦,师生却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,弦歌不辍,勤奋教学。

在空前的国难面前,西南联大以“刚毅坚卓”的精神,和衷共济,艰难办学。联大集中了三校著名教授、学者,师资力量雄厚。文科多兼通中西的学者,理工科既有若干基础学科和工程技术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,又有抗战前后留学归国的一些青年教授,均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准。联大教师不但学术造诣精深,而且具有很强的敬业精神。如周培源、吴大猷等教授居住在离学校数十里远的郊区,为保证学生的听课效果,从不采取连续数小时集中授课的方式,一门3学分的课程,他们不惜数小时的路途往返,坚持每周三次来校授课。联大十分注重学生的基础训练和实验实习等环节,知名教授亲自讲授基础课和必修课。教学管理亦非常严格。学校规定,不及格的课程不许补考,学分记为零分。如果必修课不及格,必须在下一学年重读,如隔一学年再读,即使及格也不计学分。学校还十分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,如化学系的定量分析实验,实验数据达不到一定的精度,必须连夜重做。这种严谨的教学作风,不仅为学生奠定了扎实的知识基础,也培育了良好的学风。联大教师教学与科研并重,在图书资料、仪器设备极其缺乏,出版条件很差的情况下,仍坚持进行科学研究,撰写了很多高水准的学术论著,有多项在1941年至1945年教育部举办的五届学术评议活动中获奖。其中获一等奖的有:《堆垒素数论》(华罗庚)、《湍流论》(周培源)、《多原子分子振动光谱与结构》(吴大猷)、《新理学》(冯友兰)、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(汤用彤)、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(陈寅恪)等,占一等奖总数的40%。

西南联大以在艰难条件下培养优等人才著称于世。创校九年来,共有在校生约8000人,其中本专科、研究生毕业3882人。在他们中间,后被评为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和外籍院士的有90人;在国家授予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的23位科学家中有6位是联大学生;3人获“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”;2人获“诺贝尔物理学奖”。他们对国家的建设发展和人类的科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。在紧张的课堂学习之余,众多的社团组织开展了生动活泼、形式多样的活动,对于提高学生文化素养,锻炼活动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联大同学为抗日救国踊跃参军,曾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参军活动。先后有1100多人投笔从戎,约占学生总数的14%,其中何懋勋(何方)、黄维、缪弘等15人在抗日战争中以身殉国。此后还有齐亮、刘国誌、荣世正等14位烈士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巩固政权的斗争中捐躯。他们是国家民族的骄傲,也是西南联大的光荣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,人民期盼已久的和平终于可以来临,而蒋介石政府却坚持独裁和内战,共产党顺应民意发出“全国人民动员起来,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”的号召。西南联大、云南大学等校的学生自治会于1945年11月25日联合举办反内战时事晚会,遭国民党军队鸣枪威胁。12月1日,武装军人和暴徒分别袭击西南联大新校舍和师范学院,投掷石块和手榴弹,联大师院专修科学生潘琰(女)、李鲁连、南菁中学教员于再和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遇难,50多名学生受伤。蒋介石政府一手制造的“一二·一”惨案,激起了师生极大的愤怒,他们举行抗议大会,得到全国近20个城市各界人士的声援。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,昆明学生与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,揭开了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的序幕。

“神京复,还燕碣。”抗战胜利后,组成联大的三校复员北返平津,但由于交通紧张,三校在平津的校舍也须修缮,联大在昆明又续办一年。1946年5月4日,西南联合大学举行结业典礼,正式宣告结束。师范学院继续留昆办学,1946年8月更名为国立昆明师范学院(今云南师范大学)。西南联合大学光荣地完成了战时大学的历史使命,“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,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”,谱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。